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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確實說出了自己的見解！在提出大量的意見時，普通人除了要求良心的完全自由以外，還要求有一個民主共和國和消除經濟上的苦難。這方面表達得較清楚有力的是平均派；平均派是給予一個主要由城市下中層階級和農村佃戶發起的群眾運動的一個輕蔑名宇。平均派的首領是約翰·李爾本即「生而自由的約翰」，他的艱苦的一生反映了其追隨者所受到的磨煉和他們的抱負。
17世紀
30年代，內戰爆發前，他因散髮未經許可的印刷品而被國王的星法院關押；由長期國會釋放後，他應徵入伍，在布倫特福被俘，因重大叛國罪而受審，險些地在國王手下被絞死；後來，他被交換遣返；他作戰勇敢；他在戰鬥中受傷；他因不接受與蘇格蘭人聯合後被強加的[長老會的]嚴肅盟約，退出國會軍隊；接着，他因未經許可的印刷業而坐牢
內戰期間，他與整整一系列秘密的印刷機有關；因為誹謗下議院議長、誹謗曼徹斯特伯爵和其他人，他經常進出倫敦塔監獄；他試圖改革倫敦商業中心區的政府，試圖打破冒險商公司對羊毛貿易的壟斷；他在新模範軍中組織反對國會的活動；然後，他成為平均派運動的代言人；他經常起來反對克倫威爾，他相信克倫威爾背叛了他們曾為之浴血奮戰的自由的事業；他曾兩次在民眾響亮的歡呼聲中被宣判無罪；他也遭到過流放，回來後，又受到被激怒了的政府的監禁，
1655年，離去世僅一、二年時，他成為一名貴格派教徒。
平均派為根本的政治上的不滿提供了領導，制訂了成文的綱領；在綱領中，系統地提出了模範軍普通士兵們的種種要求。如此，一份宣言《人民公約》給制訂出來；這份公約于
1649年呈遞國會，現被說成是「歐洲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它明白地宣佈了自由主義的某些基本原則：首先，個人從自然界得到某些不可分割的權利即國家和教會所不能剝奪的天賦權利；其次，是人民主權的原則，即一切政治權力僅僅是由人民授予的。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軍隊的代言人要求實行許多具體的改革，這些改革如今被大家公認為是一個民主立憲國家的基礎。
它們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一部成文憲法、男公民普選制、兩年一屆的國會、財產和公民權利的更大範圍的傳播以及死刑、債務監禁、長子繼承權和一切封建佔有權的終止。
國會從未被迫按《人民公約》行事。克倫威爾有足夠的力量監禁李爾本和鎮壓軍隊中的不滿集團。這並不意味着平均派對他們同時代的人沒有影響。下議院為建立共和政體而通過的法規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則：「就人間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權力的起源，」下議院議員「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人民，擁有這國家中最高的權力」。
如果國會如此樂於接受人民主權的原則，那麼，使國會與平均派對立的爭端又是什麼呢？回答可以在「人民」一詞的定義中找到。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認為，應該參加對下議院議員的選舉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國中有着「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即財產所有人，而平均派則堅持認為，「任何出生在英國的男子都應當對議員「國會成員〕的選舉有發言權。」因而，爭端在立憲議會政體和民主政體之間。贊成民主政體的人們中的許多人之所以贊成，是因為他們打算利用自己的選票引起社會改革，而克倫威爾及其追隨者因害怕這類改革，則堅決反對平均派。
事實上，
17世紀在英國進行着兩種革命。第一種是小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小貴族和資產階級感興趣的是贏得在社會上有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種是下中層階級和佃農的社會革命；下中層階級和佃農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給窮人以豐富的食品，具有小財產所有人階層的眼光。
17世紀英國的社會革命失敗了，就象後來
18世紀法國的社會革命失敗一樣。
在前後兩種情形下，領導者都缺乏獲取勝利所必需的人數優勢、組織和成熟度。他們的時機到
19世紀後期才來臨；那時，工業革命已培養出極其大量的、有階級覺悟的城市無產階級。城市無產階級又發展起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截然不同且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自己的思想意識——社會主義。
三、啟蒙運動
17世紀英國發生大變動以後，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二階段是在
1789年法國革命之前的一個世紀中出現的所謂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一詞源自以下事實：這一運動的領袖們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啟蒙時代。他們將過去基本上看做是一個迷信和無知的時代，認為只是到了他們時代，人類才終於從黑暗進入陽光。因而，啟蒙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有了「進步」這種一直持續到
20世紀的觀念。
由於啟蒙運動，人們開始普遍認為，人類的狀況會穩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況都將比前一代好些。
這種不斷的進步是如何保持住的呢？回答簡單而又令人信服：通過利用人類的理性力量。這種對理性的信任是啟蒙運動的另一基本特點。實際上，兩個關鍵的概念就是進步和理性。而這些概念的倡導者是通稱為哲人的一批表達力很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