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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由最好的人來統治；這些人受過很高的教育，十分關心法律的維持。如今，極少例外，這樣的人只有在財產所有人當中才能找到，因為財產所有人熱愛他們的國家，熱愛保護其財產的法律，熱愛使其財產得以保存的社會安寧。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從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出現的自由主義採取了立憲議會政體的制度形式，關心平等的公民權利，不過，並不關心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即使在這一有限的意義上。自由主義在維也納會議之後的歲月裡仍是採取守勢。這是一個反對革命年代的過激行動、在貴族和教士的援助下恢復君主制、企圖倒退到
1789年以前去的時期。
多數情況下，君主們不受憲法制約，專制地進行統治。而在憲法的確起作用的地方，公民權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以致中產階級大多沒有投票權，更不必說勞動者了。因而，
1815年以後的時期不僅是民族主義騷動的時期，也是自由主義騷動的時期。
凡是由外族進行統治的地方，其革命運動就性質而言是民族主義的，如希臘反對土耳其、波蘭反對俄國、比利時反對荷蘭、匈牙利反對奧地利的情況就是如此。凡是在政府是本土的但不代表人民的地方，革命運動就性質而言是自由主義的。一個例子見于法國，在那裡，復闢的彼旁王朝于
1830年被推翻並由自封的「資產除級國王」路易·菲利普取代。另一例子是
1832年英國的《改革法案》，該法案多少擴大了選舉權，不過十分有限，僅使選舉者人數從大約
50萬人增加到約
81．
3萬人左右。
隨着
19世紀的逝去，自由主義同其他歷史運動一樣，性質上起了明顯的變化。在群眾通過接受愈來愈多的教育和參加工會組織而變得更加自信的同時，自由主義不可能繼續主要關心資產階級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義轉為一種更加民主的自由主義。投票箱前的平等補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
到
19世紀末葉，成年男子選舉權已在西歐大部分國家起作用。甚至受崇敬的自由放任主義原則也逐步得到修改。以往，政府對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干涉一向被看作是對自然法則的作用的干涉，是有害的、無效的。不過，就勞動者而論，這一理論上的主張與基本事實並不相符。
公民自由權和選舉權不能使勞動者免受由失業、疾病、傷殘和老年引起的貧困和不安全。因而，他們利用選舉權和工會組織迫切要求實行社會改革。在這種壓力下，一種新的、民主的自由主義發展起來，它承認國家對全體公民的福利所負的責任。囚此，西歐各國由德國帶頭，紛紛採納了種種社會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養老金，最低工資法，疾病、事故和失業保險，以及有關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的法規。
民主的自由主義的這些改革是已成為我們當今時代的標誌的福利國家的前奏。
儘管對一個變化中的世界作了這種調整，自由主義從
19世紀末葉起還是連連失利。主要原因似乎在於它未能贏得新興的工人階級的支持。一般說來，工人們已轉向各種社會主義，或者是轉向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者是轉向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因而，一個接一個國家的自由主義者被擠在右翼的保守主義者和左翼的社會主義者之間。
不僅歐洲是這樣，而且連從前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在殖民地，絶大多數有政治覺悟的人或者為民族主義所吸引——這是對外來統治的一種反應，或者為社會主義所吸引——這是對貧窮、落後以及缺乏地方資本和本土中產階級這一現狀的一種反應。
八、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在多數方面是
18世紀和
19世紀初葉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對立面，因為社會主義提倡有利於整個社會利益的社會管理或生產資料所有制。自由主義強調個人和個人權利，社會主義則強調社會和社會的集體福利。自由主義聲稱社會是自然法則的產物，否認通過立法人為地增進人類幸福的可能性，而社會主義則認為人類通過理性的思考和行動能決定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社會關係。此外，社會主義堅持認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因此，如果特別地建立一個社會，其目的在於促進集體福利而不是促進個人利益、促進合作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型式而不是促進競爭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型式，那麼，當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
簡言之，社會主義強調的是社會和有計劃的社會變革，而不是個人和自由放任主義。
改革社會的種種計劃決不是我們當今時代所特有的。從文明興起以來，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一直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由於這種情況，各時代的預言者和改革者提倡促進社會正義和社會平等的種種計劃。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要求實現一種貴族式的共產主義、一種共產主義哲學家的專政。
在中世紀時期，英國農民領袖約翰·保爾告訴其追隨者說：「我的善良的人們，——直到所有的商品為人們所共同擁有時，直到既沒有農奴也沒有紳士、我們人人平等時，英國的事情才能辦好，在任何時候都會辦好。」在近代初期，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描繪了一種理想的國家，其公民不是因其財富或祖先，而是因他們對國家的貢獻才受到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