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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後半葉中國所經受的屈辱和災難使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進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評價和重新組織。下面我們將沿著這一過程的軌跡，看看中國人是怎樣慢慢地、勉強地試圖首先在軍事領域，其次在經濟領域，再次在社會和文化領域，最後在政治領域倣傚西方模式的。
二、軍事影響
中英鴉片戰爭期間，有位是中國皇帝的親戚的軍事將領想出一個打敗西方蠻族的計劃。他建議在猴子的背後掛上鞭炮，然後把猴子拋到停泊在岸邊的英國軍艦的甲板上。這個計劃被批准後，
19隻猴子關在籠子裡被帶到了中國人的司令部，但卻找不到一個敢到英國軍艦的射程內去拋猴子的人。
這一事件反映出
19世紀中葉中、西方軍事技術方面的奇異的差別。中國總督林則徐曾試圖禁止鴉片流入國內，並頂住了英國人的第一次強攻，但他也認識到外國軍事力量的優勢。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同英國軍艦抗衡是不可能的，並斷定：「船隻、大炮和水軍是絶對不可缺少的。」但林則徐決不願意散佈這些觀點。
「我只請你對此保密」，他這樣要求他的朋友，「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他不願意公開這些觀點，說明他擔心這會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敵對反應。這種擔心決不是沒有道理的。統治中國的士大夫除少數人外仍然極其厭惡和藐視西方的一切。雖然失敗的打擊迫使他們採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術，但在實際中他們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官吏們在機械事務方面的無能已無可救藥，縱然他們真誠地想模仿西方——從根本上說，他們並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
1842年到
1858年兩次戰爭之間的十幾年中，中國面對歐洲擴張主義的挑戰几乎沒有做什麼。
三、經濟影響
在西方列強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敗，使中國少數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再次重新考慮他們傳統的準則和政策。他們的對策是所謂的「自強」運動。這一詞語本身出自儒家經典著作，在
19世紀
60年代，用來相通過移植西方的機械製造來保護中國文明。在這一點上，中國的領導者這時已準備超越純軍事範疇，廣泛地將鐵路、輪船航線、機械工廠和應用科學包括在內。
用當時一位改革者的話來說，「中國應獲得西方在武器和機械方面的優勢，但仍保持中國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這一「自治」運動注定要失敗，因為它所基于的基本設想是荒謬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個不徹底的過程，要麼完全照抄，要麼全盤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導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
因此，西方的科學不可能用來維護儒家文明，相反，必將削弱這一文明。
部分現代化的謬論對中國保守的士大夫來說是明了的，他們因而拒絶全盤西方化。由於他們占中國統治階級的絶大多數，他們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的企圖，正如他們早些時候阻止軍事現代化的企圖一樣。一個由
120名穿長袍的學生組成的留學生團的命運可以作為例子說明他們的影響；
1872年，中國派這些學生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學校學習。為了讓中國這些未來的現代化人物準備傳統的經典著作的考試——這仍是走上仕途的一個先決條件——這些學生由舊式的中國老師陪伴着。
而他們採取的每一項措施都是為了確保同西方的這一前所未有的接觸不會玷污這些青年學生的儒家道德。儘管他們採取了周密的預防措施，對從事這一事業的明智與否和必要性還是大為擔憂，最後，在學習計劃完成之前，保守力量于
1881年將整個留學生團召回國。
類似的態度還妨礙了極少數人的工業化的企圖。例如，為了建造輪船，將長江三角洲的稻米運往北方首都，
1872年成立了輪船招商局。由於船隊需要煤，
1878年，天津以北的開平礦務局開局。為了運輸這些煤炭，
1881年，中國第一條永久性鐵路開始使用。
這幾家企業聯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經濟基礎，原本很可能興旺發達。但是，它們的主管人員按照中國的傳統方式，用人處事不是為企業考慮，而是從自己家族出發。他們任命貧窮的親戚和貪婪的親信擔任各種職務，結果，這些企業負債纍纍，最後為外國人所控制。
中國在振興經濟和改建軍隊方面的失敗，必然導致西方與日俱增的滲透和控制。歐洲列強向北京政府提供了許多貸款，但貸款前它們常常施加壓力、以準許債權人控制中國部分經濟為貸款條件。歐洲列強在中國各港口獲取租界是它們施加經濟影響的另一手段。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發展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城市國家；在那裡，中國的法律不適用，中國的法院和警察設有管轄權。
這些租界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經濟以往一向是自給自足、以田地為基礎，但現在，它愈來愈依賴外國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西方列強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還控制了一些大的內河航道，他們維持着幾支炮艦艦隊，在從上海到重慶
1500哩長的、橫穿中國中心的長江中巡邏。實際上，英國海軍中有位軍官還擁有「長江海軍少將」的頭銜，這一頭銜是頗能說明問題的。
四、社會和文化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