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條款與過去給阿拉伯人的許諾完全相反，與協約國公開聲稱的民族自決的原則也完全相反，它們在整個中東引起了武裝抵抗的浪潮。諸因素的結合使土耳其人能徹底廢除《塞夫爾條約》，而阿拉伯人經過幾年的頑強鬥爭贏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讓步。
共和國的勝利 近代土耳其的喬治·華盛頓是穆斯塔法·凱末爾，他後來被稱為「土耳其之父」。他因在戰爭中成功地保衛了達達尼爾海峽而成名，不過，這時他的名聲並沒有達到頂峰，因為他與已使土耳其捲入戰爭的青年土耳其黨不和。凱末爾的機會出現在停戰之後，當時他帶頭反對《塞夫爾條約》。他完全樂意放棄舊帝國的阿拉伯諸省，但拒絶割讓東色雷斯，拒絶接受有關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的條款。
此外，獲勝的協約國已進一步將小亞細亞劃分為若干勢力範圍，殘餘的土耳其似乎注定要遭到與中國相類似的命運。
凱末爾大膽的民族主義思想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的反感，於是他被派往小亞細亞東部負責遣散軍隊。在那裡，他遠離停泊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協約國艦隊的炮口，很安全。他在土耳其內地到處旅行，組織人們抵抗協約國及其在首都的傀儡蘇丹。到
1919年
9月時，凱末爾已召集了一次民族主義大會；大會採納了共有六項原則的「國民公約」。
這些原則包括民族自決、廢除投降條約、保衛君士坦丁堡和制定一個新的海峽解決方案。在
1919年
10月的選舉中，凱末爾的支持者贏得了多數席位；
1920年
1月召開的議會接受了「國民公約」。協約國對此進行報復，于
3月
16日佔領了君士坦丁堡，以阻止民族主義運動的傳播。這時，凱末爾實行最後的決裂，將他的民族主義代表召集到小亞細亞中部的安卡拉。
1920年
4月
23日，他們在此宣佈廢除蘇丹政權，並建立了以凱末爾為總統的臨時政府。
民族主義者戰勝了似乎是勢不可擋的對手。一個原因是凱末爾勇敢而又富有靈感的領導。另一個原因是廣大土耳其人民忠實的支斯他們由於協約國在君士坦丁堡的橫暴行徑，尤其是由於
1919年春希臘軍隊在士麥拿的登陸而空前團結。最後一個原因是，凱末爾利用協約國之間的嚴重分歧與它們分別締結條約，從而孤立了士麥拿的希臘人，為打敗他們鋪平了道路。
協約國之間的不和起因于這一事實；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都有充分理由認為，英國人以及受他們保護的希臘人得到了中東戰利品的絶大部分。因此，意大利人于
1921年
3月
13日自願締結了一個條約；按照該條約，作為得到小亞細亞東南部某些經濟特許權的回報，意大利人同意從該地區撤走他們的軍隊，並在外交上支持土耳其人努力奪回士麥拿和東色雷斯。法國人很快倣傚了意大利人。
1921年
10月
20日，他們同土耳其人簽訂了一個協定，協定規定了敘利亞和土耳其之間的邊界，並解決了鐵路和其他經濟方面的各種爭端。
其時，土耳其人還一直在同俄國人談判。這些宿敵因這時都在同英國交戰而互相接近。
1921年
3月
16日，他們簽訂了一個條約，規定高加索山脈為他們的共同邊界，此後俄國人用武器和金錢援助土耳其民族主義者。
這一系列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中東的勢力均衡。此時，土耳其和俄國結成了一條統一戰線，而協約國已四分五裂，只有英國和希臘還堅持《塞夫爾條約》的條款。英國因其世界範圍的種種許諾和國內的輿論狀況，只能將它的艦隊保持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換句話說，這時只有希臘人獨自留在士麥拿面對小亞細亞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高潮。
1921年
3月底，希臘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爆發了戰爭。起初，希臘人遇到的抵抗很軟弱，因為這只不過是游擊隊的抵抗。但是，他們越向前推進，這種抵抗就變得越頑強，而且，當地居民滿懷敵意，致使希臘不得不動員其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力來守衛運輸綫。當入侵者到達小亞細亞中心地區的薩卡爾亞河時，戰事出現了轉折。
凱末爾開始反攻，戰線拉得過長的希臘人被完全截住了，然後被逐退。退卻使希臘人士氣低落，最終導致了全面崩潰。
1922年
9月
9日，凱末爾騎着馬勝利地進入士麥拿。不僅是希臘軍隊，連世代居住士麥拿地區達數百年之久的希臘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這時，凱末爾能夠要求修改《塞夫爾條約》。經過長期談判，
1923年
7月
24日簽訂了《洛桑和約》。這一和約將東色雷斯和愛琴群島中的幾座島嶼歸還給了土耳其。此外，土耳其還無須償付任何賠款，投降條約內的全部條款也被廢除；作為回報，土耳其答應進行司法改革。
海峽仍為非軍事區，在和平時期或者在戰時而土耳其仍保持中立時，向所有國家的船隻開放。如果土耳其參戰，敵國船隻將不准通過，但中立國船隻仍可通行。最後，一項單獨的協定規定，用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少數民族強行交換西色雷斯和馬其頓的土耳其少數民族。
新土耳其 《洛桑和約》意味着凱末爾個人的巨大成功。衰朽的奧斯曼帝國在經歷了
500年盛衰無常的歷史之後終於滅亡了。
1923年
10月
29日，以凱末爾為總統的土耳其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在創立了新土耳其之後，凱末爾又致力於創造新土耳其人這一同樣艱巨的任務。
1921年，他提出了生存鬥爭中的指導原則：
就我們這場運動的哲學觀來說，我們的眼光要轉向西方。我們將把西方的利度移植在亞洲的土壤上。我們將按西方的模式改造我們的學校。亞洲的新口號不再是泛伊斯蘭教主義，而是民族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