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的民族主義反抗運動經歷了與埃及大致相同的過程。
1920年，爆發了遍及全國的武裝起義。英國首先恢復了秩序，然後企圖通過立侯賽因的第三個兒子費薩爾王子為國王來贏得民族主義者的好感。第二年，即
1922年，英國議定了一個同盟條約．條約中，他們保留了那些他們認為對保護其利益必不可少的控制權。
民族主義者仍不滿意，繼續騷動。最後於
1930年締結了一個同盟條約，根據這一條約，英國同意結束託管，並支持伊拉克的加入國際聯盟的請求。作為回報，伊拉克同意英國在該國維持三個空軍基地，並同意英國在戰時可充分使用鐵路、河流或港口。
1932年，伊拉克成為國聯成員國，成為第一個獲得此榮譽的阿拉伯國家。
至于埃及，民族主義集團仍不滿意。他們聲稱只是外表發生了變化，因為英國通過締結盟約這一權宜手段仍保留了所有想保留的特權。
在敘利亞和黎巴嫩，法國卻沒有英國那麼靈活，因而也不及英國那樣成功。民族主義的反抗時常發生，最嚴重的一次是在
1925年，當時，法國為了維持對大馬士革的控制不得不炮轟了該地。最後，
1936年，法國政府仿照
1930年的英-伊條約，同敘利亞和黎巴嫩分別議定了條約。不過，這些條約都沒有得到法國下院的批准，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衝突仍未解決。
巴勒斯坦三角關係 在巴勒斯坦，情況獨特，因為那裡的形勢很快惡化成由英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三方參加的一場苦鬥。阿拉伯人堅持認為，有關猶太人的「民族家園」的《貝爾福宣言》公然違背了以前麥克馬洪在其信件中給阿拉伯人的許諾。英國企圖通過于
1921年分出巴勒斯坦的內地部分成立獨立的外約旦國家來撫慰阿拉伯人。這就免除了所有關於建立猶太人之家的託管條款。
此外，英國還任命費薩爾的哥哥阿卜杜拉為外約旦的統治者。這一策略對外約旦來說是令人極為滿意的。阿卜杜拉始終忠心耿耿地與英國人合作，尤其是因為其國家的貧窮使得他要依靠倫敦的財政援助。或許，阿拉伯世界中戰鬥力最強的軍隊就是由英國資金供養、由英國將軍約翰·格拉布統率的外約旦的阿拉伯軍團。
然而，在真正的巴勒斯坦地區，隨着猶太移民的不斷湧入和憂慮重重的阿拉伯人對猶太人和英國人的回擊，這種三方間的衝突變得日趨激烈。託管條款第 六條要求英國為猶太人的遷移「提供方便」，並「鼓勵猶太人秘密移居該地區。」但是，這同一條款還規定，「居民中其他幾 部
人的權利和地位」將受到保護。顯而易見，英國人當時認為這兩條規定未必相矛盾。
他們預料，猶太人的遷移永遠不會達到侵犯阿拉伯人的「權利和地位」這樣的程度。他們未能預見到
1933年希特拉上台將產生的影響。猶太移民從
1932年的
9553人猛增到
1933年的
30327人、
1934年的
42359人和
1935年的
61854人。巴勒斯坦猶太人的總人數從
1919年的
65000人上升到
1939年的
45萬人。
只要猶太人的湧入始終適度，阿拉伯人也不會提出強烈的反對。其實，他們曾歡迎過有錢、有幹勁、有技藝的猶太人。他們自己早些時候已從猶太人在恢復肥力耗盡的土地、建立工業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創造的種種奇蹟中大大得益。但是，當移居的小溪變成一股洪流時，阿拉伯人便進行了猛烈的反擊，這是可以理解的。
正如一位阿拉伯人驚恐地、迷惑不解地所說的那樣：「我不懂他們的語言；我不懂他們的習慣；他們使我覺得我在自己的國家裡就象一個外國人一樣。」其他阿拉伯人指出，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排猶主義而失去自己的國家。「排猶主義是西方的一種可悲的弊病。我們不是排猶主義者；我們也是猶太人。
然而，西方的這個問題如今卻是在使我們受損害的情況下予以解決。你們認為這樣做公正嗎？」
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攻擊變得愈益頻繁和猛烈。其中最重要的幾次是
1929年的哭牆騷亂、
1936年的阿拉伯人「民族政治總罷工」和
1938年的阿拉伯人大起義。英國的反應是在這些大暴動之後派出了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幾個調查委員會已對情況進行了調查，他們企圖滿足三方不同的、相互衝突的利益——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願望、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要求和英帝國的利益，所以他們的建議搖擺不定。
例如，
1939年
5月的白皮書提出，巴勒斯坦在
10年內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並提出對猶太人的遷移和土地購買加以明確的限制。白皮書的最後一段包含了這一富於哲理性的見解：「陛下的政府在託管所引起的這場爭論中不能指望做到使這一黨派或那一黨派的黨徒們滿意。」這一見解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拒絶了英國人的建議，巴勒斯坦的爭論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還遠沒有得到解決。
三、北非
19世紀期間，埃及以西的地區即所謂的馬格里布，已漸漸淪于歐洲的統治之下（見第十四章
第三節）。
1830年，法國開始入侵阿爾及利亞；
1911年，意大利完成了對利比亞的侵略。意大利的入侵遭到了頑強的抵抗，這一抵抗一直持續到戰後，是馬格里布為爭取解放而進行全面鬥爭的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