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軍隊以宣傳團為先導，以破竹之勢前進，于
10月到達長江。這時，首都遷到了由左翼分子和共產黨人控制的漢口。
這一點清楚地表明了國民黨內部置身于漢口的左翼分子和蔣將軍領導下的右翼分子之間日益增大的分裂。蔣介石贊成民族主義而不讚成社會革命。他因一直行進在他的各師前面的左派宣傳團的活動而變得驚慌起來。這些宣傳者在農民和城市工人中間活動。
發動了一場反對擁有土地的紳士，城市資產階級和西方企業界的革命運動。儘管蔣介石曾與他的俄國顧問密切合作，但他肯定是反共產主義的，他決心阻止左派對國民黨的控制。
由於這種情況普遍存在，無疑，右派和左派兩大相互對立的勢力必將進行最後的較量；
1927年
3月
24日攻克南京時，這一較量終於到來。正如其他城市所發生的情況一樣，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工人和學生組成隊伍。他們發起了總罷工，並能在軍閥軍隊離開和蔣介石軍隊到達之間的間隙時間裡接手控制這座城市。蔣介石一點也不樂意得到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革命委員會的歡迎。
由於國民黨保守分子和上海金融界的支持，蔣介石這時對共產黨人及其左派盟友進行血洗。鮑羅廷返回俄國，蔣介石改組了國民黨，因此，他成為國民黨無可爭辯的首腦。
1928年
6月，他的軍隊佔領北京，摧毀了北洋軍閥的勢力，完成了國家的正式統一。這一新的中國的首都遷到了南京。
這時，蔣介石參觀了北京城外的佛寺，這裡安葬着孫中山的遺體。他向已故領袖的在天之靈報告說，他已獲得勝利。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的幾年相比，中國這時的情況的確有了極大的改善。在以後的
10年中，中國在蔣的指導下取得了明顯的進步。
鐵路的哩數几乎增加了一倍，現代化公路的哩數也增加了三倍。
1932年取締了國內關稅關卡，這類關卡過去大約有
500個。而且，首次製造了統一的貨幣。在政府議事程序、公共衛生、教育和工業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步。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在外交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政府奪回了關稅控制權，收復了割讓給外國的一些領土，收回了西方列強奪去的許多特權。到
1943年時，所有外國都已放棄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但是，蔣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嚴重的漏洞，這些漏洞最終證明是致命的。極其需要的土地改革因農村地區的國民黨為反對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制而被忽視。蔣介石的一黨制的獨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此，反對黨黨派不可能通過法律手段堅持自己的權利；革俞才是唯一的選擇。最後，國民黨未能發展起能贏得人民支持的思想。
民族主義的呼籲對渴望獲得土地的農民和貧困的城市工人几乎沒有什麼吸引力。蔣介石認識到有些東西丟失了，於是他求助于儒家有關禮儀和正當行為的古老說教。這些說教在
20世紀的中國顯得又無效又離奇。
如果國民黨政權享有長期的和平，那麼，它的這些弱點也許會逐漸得到克服。但是，它卻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它有兩大死敵：國內的共產黨人和國外的日本人。
1921年
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在隨後幾年中，它的支部遍及全國各地。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在共產黨的行動起來的號召和在將來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平等社會的保證的吸引下，加入了共產黨的陣線。
眾所周知，共產黨最初曾與孫中山合作，後來，于
1927年同蔣介石決裂。共產黨的大多數領導人被蔣介石殺害，但有些人設法逃進了華南山區。他們的領導人之一是毛澤東，毛澤東這時無視莫斯科的第三國際，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絶了只能依靠城市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這一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原則。
他根據對農村的直接考察斷定，占人口
70%的貧農是「革命的先鋒。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這對莫斯科來說純屬異端邪說，但毛自行其是，將農民組織起來，在南方建立了獨立的軍隊和政府。
蔣介石所作的反應是發動了五次所謂的「剿匪戰役」。由於共產黨的沒收地主的大地產分配給農民的政策爭取了農民，共產黨人得到了農民的支持從而倖存了下來。第五次圍剿確成功地將共產黨人逐出了根據地，當時，這些共產黨人被國民黨軍隊團團圍住。最後，
9萬人設法突破了重圍，這些人中只有不到
7000人在歷經長達
6000哩的驚人艱難的跋涉後倖存下來。
在這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
368天
1934年10月16日到1935年10月25日的「長征中」，他們几乎平均每天都要同總數達
30多萬的國民黨軍隊發生衝突。最後，共產黨的倖存者到達西北諸省，在那裡，他們艱苦奮鬥，建立了根據地。他們的土地改革政策又贏得了農民的支持，因此，他們能擴大力量，最終發展成南京國民黨政權的重要對手。
蔣介石在捲入同共產黨的這一內戰的同時，還遭到了來自國外的日本人的進攻。我們以後將看到（見第二十四章
第一節），這一侵略從
1931年佔領滿洲開始，一直繼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人控制整個東部沿海地區時。共產黨的顛覆和日本人的侵略加在一起最終使蔣介石于
1949年逃往台灣，讓毛澤東在其新首都北京統治大陸。
第二十二章
1929年以前歐洲的革命與和解
我們未能將布爾什維主義扼殺在萌芽狀態中，未能通過一種或另一種手段將當初已屈服了的俄國引入全面的民主制度之中——這一失敗如今成為我們的沉重負擔。
丘吉爾，
1949年
4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