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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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30歲之前，他不是顧全大局，堅持東北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而是野心膨脹，迷戀名位，被日本人收買，甘當傀儡「東北王」，或者像他父親所期待的，成為現代的「李世民」，那麼，在紅極一時的背後，正有一頂特大號的「漢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40歲之前，他沒有發動西安事變，而是甘當蔣介石剿共、「安內」的鷹犬，肯定不會有任何功業可言，即便僥倖得手，最終也難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場。

如果50歲之前，他在覊押途中遭遇戰亂風險，被特務、看守幹掉；或者在台灣「二．二八」起義中，死於營救與劫持的「拉鋸戰」，國人自然不會忘記這位彪炳千秋的楊虎城一樣的烈士，但卻少了世紀老人那份絶古空今的眩目異彩和生命張力。

如果百歲之前，他在口述歷史或者各類談話中，幡然失悔，否定過去，那麼，「金剛倒地一攤泥」，他的種種作為也就成了一場閙劇。事實上，出於各種心態與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靜候在那裡，等着「看戲」，看他在新的時空中邂逅自己的過去時，會以何種方式、何種態度、何種內涵作最後的交代。面對記者的問詢，老將軍一如既往，鎮定而平靜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英雄無悔，終始如一，從而進一步成就了張學良的偉大，使他為自己的壯麗一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伴着海兩天風，太平洋的潮汐終古奔騰喧嘯，斜暉朗照下，威基基海灘也照樣人影幢幢，只是，那位世紀老人的身影卻再也不見了，他已經走進了永恆的歷史。作為既渡的行人，前塵迴首，他早已習慣于不矜不躁，但也不會有任何愧赧，他的靈魂必定是坦蕩而安然的。他曾以做個中國人感到無上榮光，併為之獻出一切；他的祖國，也為擁有這個偉大的兒子而無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羅所說，將長存於生者的記憶中。

話說張學良

王充閭

一

首先就說說張學良的功業。

張學良在一個多世紀的人生歷程中，政治生涯很短，到三十六歲就中止了，要再扣除童年和就學階段，不過十數年時間。他十九歲考入東北講武堂，出來之後就任團長，又晉陞旅長，由於率軍剿匪，戰功顯著，當年晉陞陸軍中將；二十四歲任東三省空軍司令；二十七歲率軍南下對抗北伐軍，升任上將軍團長；二十八歲皇姑屯事件後，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成為「東北王」。

他執政伊始，面臨着許多棘手問題，要穩定內部，要處理同南京政府的關係，要應對日本侵略陰謀。當務之急，是東三省向何處去——是甘當日本人的傀儡，還是走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之路？他堅定地選擇了後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國青天白日旗，有條件地接受國民政府統一指揮。奉系軍閥是北洋軍閥重要一支，又是北洋軍閥政府末代統治者。

東北易幟，標志著中國長期以來混亂局面的終結，起碼是在形式上實現了統一。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個人來說，完成了由封建軍閥向愛國主義者的轉變。

對於此番作為，張學良終生引為驕傲。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他在台灣參謁延平郡王鄭成功祠，即興題寫了一首七絶：「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義抗強胡。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台灣入版圖。」詩中借助稱頌鄭成功戰勝荷蘭殖民者收復台灣的英雄業績，抒寫自己當年維護國家統一的壯志豪情。

這種以民族整體利益為依歸的愛國情懷，為他在國難當頭，不惜一切代價，毅然發動西安事變，紮下根，墊了底。

這是張學良的一大曆史功績。而更大功勛是七年之後他和楊虎城將軍發動了西安事變。他以個人失去半個多世紀的人身自由為代價，換來了國內的和平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譜寫了歷史新篇章。國外史學家說他「影響了一個大國的整個歷史走向」，是言之有據的。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曾多次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都被斷然拒絶。蔣調集嫡系部隊約三十個師準備從河南開入陝、甘實行剿共，並在十二月四日親至西安，逼迫張、楊分別率領東北軍和第十七軍開赴陝北前線剿共，張、楊接連幾天向蔣反覆進諫，卻遭到嚴厲訓斥。十二月七日下午，張與蔣在其駐所臨潼華清池，爭論了兩三個小時。張學良聲淚俱下，蔣介石卻全不管這個，當即怒不可遏，把桌子一拍說：「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

」苦諫不行，哭諫也無效，最後只有兵諫一途。

事變當時，張學良所承受的壓力是非常大的，而他以驚人的勇氣與魄力，勇敢擔當下來，不愧為一個鐵骨錚錚的東北硬漢子。當時，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明確表示全力支持，並派遣周恩來前往西安參與調停外；其他儘是討伐的聲浪。南京方面，親日派的何應欽甚至主張立即舉兵進攻西安；一些大國同聲譴責，日本斥之為「赤化陰謀」，是「莫斯科魔手」導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張學良傷心、氣惱的，是一向鼓吹「逼蔣抗日」的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此時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不但不予聲援，反而誣說是受了親日分子的挑動，罵他是「漢奸」、「叛徒」，這無異於當頭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