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散文（閑情記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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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家尚且舉棋不定，不出而在家的就更不用說了。劉伶夫婦可以出來作證，婦是反對派，主張「必宜斷之」，理由是「非攝生之道」；夫卻走向另一極端，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不聽話，幸而那是夫唱婦隨的古代，仍然可以和平共處。還是說酒，憑情，或兼理，有人說可以喝，有人說不可以喝；還有少數，說不可以喝，甚至堅信以不喝為是，而實際卻一點不少喝。

情況如此複雜，如果有人追死理，于喝好還是不喝好之間，一定讓我們擇其一而不許騎牆，我們將何以處之？不知道別人的高見如何，我是再思三思之前，只能借用齊宣王的辦法，「顧左右而言他」。

言他，這裡是想暫躲開評價，只看事實。事實是有不少人很喜歡喝。而且是千百年來久矣夫，《史記·夏本紀》說：「帝中康時，羲、和湎淫。」《集解》引孔安國曰：「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太康之後，沉湎于酒。

」同書《殷本紀》說：「紂王以酒為池，縣懸肉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實物是更有力的證據，傳世的古青銅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酒具，花樣多，形狀各異，與現在用一種，曰「杯」，只分大小，相比，真是後來居下了。依照曾經有的必較之見于文獻的更靠前的通例，我們甚至可以推斷，如果真有所謂伏羲畫卦，這位伏羲氏，畫成之後，得意之餘，也會找出酒罈子，浮三大白吧？如果竟是這樣，我們，縱使並非劉伶一派，也就不能不承認，酒的壽命必與飲食文化一樣長，就是說，自從有飲食就有它，它的滅絶也絶不會在飲食滅絶之前。惟一的弱點是，不像飲食那樣有普遍性，比如就全體人說，劉伶夫人之流不喝；就一個人說，孩提時不喝，成年以後，如李白，鬥酒之後還可以作詩，流放夜郎的路上卻未必喝。

那就只說喝的人。上者可以舉陶淵明為代表，不只喜歡喝，而且為飲酒作了詩，標題就用《飲酒》，多到二十首，小序中有這樣的話：「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然不知不覺之意復醉。」以常情衡之，夠瞧的了，可是他在《輓歌詩》裡還說：「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由上者下行，杜甫大概可以算作中間人物的代表，漂泊西南，寫《秋興八首》，撫今懷昔，竟沒有提到酒；可是遇到機會也喝，不只喝，而且樂得「醉臥佳人錦瑟傍」《曲江對雨》。

這中間型是間或喝，有固然好，沒有也能湊合。下呢，一向不沾唇的人不算，有各種情況，由並不想喝而逢場作戲到被動乾杯辣得皺眉咧嘴，應該都包括在內。以下想談個大問題，這甘居下游的人就須請出去，因為問題是「喜歡喝，所求究竟是什麼」，他們並不喜歡，當然可以逍遙法外。說是大問題，原因有二：其一，在人生中，它占個不很小的位置，由斯賓諾莎「知天」的高要求下行，我們應該要求「知人」，就不當躲開它；其二，而偏偏是很不容易答。

淺了不行，比如說，沒有就想，見了饞得慌，喝了感到舒服之類，說了等於不說，因為只是現象，碰見慣于刨根兒的人還要問原因。深呢，聽聽有切身感受的前人的意見是個辦法。但是有困難，至少是麻煩。其一，如「為長夜之飲」的紂王，時代過早，文獻不足征，我們也就不能知道。

其二，如劉伶，有《酒德頌》見《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竹林七賢論》傳世，像是最適于充當調查對象，可是看他的頌辭，說「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期讀jī，年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顯然重點是表白人生態度，與舉杯時的所感還有不小的距離。其三，零篇斷簡，直接說喝後的所感，我們也可以找到不少，如王藴所說，「酒正使人人自遠」《世說新語·任誕》，王薈所說，「酒正自引人着勝地」出處同上，陶淵明所說，「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飲酒二十首》之第十四首，意思都可取，可惜言簡旨遠，我們沒有晉代清談人物那樣的修養，會感到隔膜。

剩下的一條路是自己試試，看能不能講出點道道來。在喝酒方面，我至多是中間型，碰到也喝，但不能多，更沒有劉伶和陶淵明那樣的興緻。所以試，以自己的經驗為資本，怕不夠，要學新潮，引用外資，曰推想。經驗也罷，推想也罷，混在一起，總之還是自己的，連劉伶之流也未必同意，只能算作聊備一說。

想由時間方面下手，把喝酒的所感分為先後兩段，先是入口之際，後是酒性發作之後，看看喝者的所求，或所重，是入口時的美味還是酒入肚之後的微醺直到大醉。被時風颳得東倒西歪的一些人物大概認為，先和後同樣重，甚至先者更重，因為二鍋頭與茅台之間，一定舍前者而取後者其中可能有擺闊和揩公家油的成分，這裡不管；如果只計入肚之後而不計入口時的柔而少辣，用高於二鍋頭几乎百倍的價錢以換取同樣的微醺或大醉，就是太失算了。但這算，如果有，是少數趕時風的，我卻不這樣看。怎麼看呢？是所重，或乾脆說所求，是後一段的微醺或大醉，而不是入口時有什麼人人都首肯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