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散文（風景遊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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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嘉慶以後，直到民國時期，朝野上下，無不歌功頌德，譽為曠世偉業。弘曆本人在敘述他下令編纂的目的時就宣稱：「余搜四庫之書，非徒博古文之名，蓋如張子即宋學者張載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系。」《大清一統志》上描寫它「琅函瓊冊，輝燭霄漢」。文津閣的御製詩碑上，乾隆躊躇滿志地題七律一首，自誇「名山藏實無過此」，說的大體也是事實。

解放以後，不少史學家在提到《四庫全書》時，多強調它編纂過程中的消極面：清政府網羅知名學者文人編纂此書，是對漢族士大夫的一種策略或陰謀。讓他們年年月月在浩繁的故紙堆中校勘考據，索引鈎沉，青春伏案，皓首窮經，虛度大好年華，耗盡畢生精力，也就無心再去舞文弄墨，發泄故國之思了。而且在編纂過程中，對那些「詆毀本朝」、內容「悖謬」或有「違礙字句」的，不斷地用銷毀、撤毀、篡改種種手法，大量地燒書、改書。十年中，共銷毀「禁書」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餘冊。

比起十年動亂中林彪、江青一夥煽動的大規模燒書毀書，是小巫見大巫了。從《四庫全書》編成以來，民間刻書家冒着危險偷偷地刻印的「禁書」，就成為藏書者視為奇貨的珍本。因此，他們認為編纂《四庫全書》之罪，同大興文字獄也是不相上下的。

我覺得，還是魯迅先生的評價比較全面、公允。

他說：「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個，尤其後兩個皇帝，對於『文藝政策』或者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治』，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于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捨作為定本。」

他也說：「乾隆纂修四庫全書，是頌之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於內廷，還頒之於文風頗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閲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骨氣的人。」

魯迅先生有褒有貶，有肯定也有批判。《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們，那五百多位為之淌過汗水、流過血淚，在文字波濤中經歷過浮沉的學者們，倘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松雲峽：留下了乾隆的內心獨白

清晨的松雲峽，寂無人影，鳥鳴上下，一陣松風吹過，更顯得幽靜深邃。一路行來，我在一塊不太顯眼的臥碑前停下腳步，細細端詳。

碑上刻着乾隆皇帝從公元1775年到1798年這23年間用同一題目寫的《林下戲題》六首詩。

對於這位老先生的詩，人們從來不敢恭維。有人在論詩時以他為例，說他一生作詩不計其數，但文學史上從未承認他是詩人，甚至都不屑于簡單地提一句。這是真的。無論在他生前或死後，也從未刊行過《高宗御製詩全集》或《愛新覺羅·弘曆詩選》之類的書。

在北京故宮或江南一些名勝處，人們常常看到他的「禦題」詩，但很少會讀完全詩，更不用說記住它了。那種富貴天子的口吻，矯揉造作的字句，不僅味同嚼蠟，而且令人生厭。即如這避暑山莊，觸目見到的，大多數都是「二十年來衣食足，黔黎猶載聖恩宣」、「重憶瓊筵陪色笑，金匙常抱手調羹」這類自我吹噓、自我陶醉的頌詩，實在不堪卒讀。

但是眼前這《林下戲題》倒非同一般，值得玩味，它多少流露了詩作者的心聲：他的願望和追求，他的煩惱和頽喪。

先看這第一首：「偶來林下坐，嘉陰實清便。樂彼艱僂指，如予未息肩。尖曦遮葉度，爽籟透枝穿。擬號個中者，還當二十年。

」

落款是「乙未季夏下浣」。乙未是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那正是清王朝的最盛時期，也是乾隆本人煊赫的「文治武功」達到峰巔的時代。他乘鑾輿順松雲峽的石板禦道，出西北門去殊象寺、羅漢堂和普陀宗乘廟拈香禮佛，祈求大清朝國祚長久，他本人延年益壽。松下小憩，在左顧右盼、洋洋得意之際，想起幾位已經告退回鄉、歸隱林下的文臣，不禁惹動了一些林泉之想。

在末二句下有一條小註：「余嘗立願，至八十五歲即當歸政，距今尚有二十年，方得遂林泉之樂耳。」

他雖想「息肩」，「遂林泉之樂」，但也許尚未選定繼承人，還要在眾多的皇子中仔細考察，因此以二十年為期。雖是「戲題」，也還是透露了一點心曲。

過了十年，過鬆雲峽時想起前事，他又寫一首。末二句是「迅矣稱林下，一旬非遠年。」再有十年，當「林下人」有望了。八年以後，在松雲峽又寫一首：「昔盼十年遠，今知近二年。

」很有點即將如願以償的欣喜心情了。兩年以後，即乾隆六十年，他將皇位交給兒子顒琰嘉慶皇帝，自己當「太上皇」，但覺得還不能「息肩」，在《林下一首四疊乙未韻》中，艱難地說：「天恩符獲已，子政訓猶肩。察吏賢及否，勤民吃與穿。」他還要繼續訓導剛繼承皇位的兒子，似乎肩上的擔子還不輕，但是卻不願觸及自己的一塊心病。

因為，就在他傳位給嘉慶的十二天以後，大規模的白蓮教農民起義在湖北的宜都、枝江、宣城、襄陽相繼爆發，舉起反清大旗，粉碎了康乾以來「太平盛世」的局面。而且很快便衝破清政府軍的圍堵，攻入河南、陝西、四川，在中原大地燃燒起一股燎原的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