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散文集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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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正是如此：考察現代散文史，可以發現，本世紀有兩次散文創作高潮，一次是30年代，另一次發生在世紀末的90年代；兩度創作高潮，都伴隨着報刊發行與出版的熱潮。在30年代，不僅湧現了大量的文藝副刊，而且第一次出現了大批專門化的散文雜誌，如《論語》、《人間世》、《宇宙風》、《文飯小品》、《太白》、《逸徑》等等，這些雜誌實際上起到了散文創作的「組織者」的作用。與此同時，各出版社爭先出版散文小品、隨筆、雜文等等創作集據《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提供的材料，1930—1939年出版的散文集達853部，而1920—1929年僅190部，出版各種外國散文譯本，特別是大力介紹中國明末小品文與六朝文，為現代小品的寫作直接提供資源，其影響也是相當深遠的。而90年代這一回「散文創作與出版熱」規模、聲勢都更大，同樣是報紙的副刊大量湧現，同樣是專業化的散文刊物的不斷推出，同樣是散文創作集的大面積的出版而且多採取「叢書」的形式，同樣是外國的與傳統的散文資源儘力開發，而且更有系統，重點轉向「五四」以後的散文小品、雜文的重新整理與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這回推出的這套「民國名報擷珍」叢書，本身即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成果。

由於事態還在發展，目前尚不能作出更深入的理論分析與概括；但結合30年代的那次熱潮，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本世紀這兩次散文創作與出版的高峰，都與30年代、90年代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形成的社會氛圍的變化，文化觀念的變遷，文化欣賞、消費心理期待的嬗變，以及文化市場的相對繁榮與成熟有關。因此，所面臨的實際是一個「現代商品經濟與文學發展的關係」問題———這在現代文學研究中也許是更為根本的，但也是在這裡無法展開的。

我們還是把問題拉回到現代散文的創作與出版的關係上去。當年茅盾有一個自述，頗值得注意。他說自己在30年代曾一度為《申報》「自由談」副刊寫稿，而「自由談」是一個「軟性讀物」，不宜于說教式的短文，「於是我所寫的，便不能不是又像隨筆，又像雜感」；他因此而體會到「一個作家有時既不能不像有個廠家似的接受外邊的『定貨』，那他也就不能不照着『定單』去製造」《〈速寫與隨筆〉前記》。這裡說的正是出版文學市場對創作的制約與影響，也就是說，作為報刊文體的現代散文，它所必然產生的對傳統散文的變革，並由此而形成的新的特點。

我想，這正是我們在閲讀與研究「民國名報散文小品」及其同類現代散文時，所必須注意與思考的。應該說，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夠的。曾有一篇文章談到了現代都市中的期刊、報紙的主要讀者與作者，也就是文學市場中的買賣雙方，都是「小布爾階級」，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都市小市民」，他們的社會地位、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與心理，決定了他們的審美趣味與消費慾求：「他們要節省時間，省精力，情願從事剎那的愉快」；「他們所喜歡的，是輕巧，是易於變花樣」；「他們也是清談，無所通而又無所不通，無所讀而又無所不讀，……求學治事，處己待人，均取浮萍一樣的態度。隨時勢之所之，不宗一家，不主一說，凡百皆疑」；他們常「重古而非今」，「或追懷古代，或逆溯史蹟」……。

以上這一切，都決定了報刊上的小品散文的「軟性」特徵：注重知識與趣味，無所不談，泛而不深，短小成章，旁敲側擊，文筆輕巧，閒適中略含感傷……等等方非：《散文隨筆之產生》。這樣的分析自然是簡單的，但卻能啟示我們：對「文學市場、現代傳播媒介報紙副刊，出版物」、「作者」與「讀者」三者互動關係進行具體、深入的分析與研究，或許可以打開現代散文研究的一個新的思路。甚至還可以作這樣的設想：能不能以此作為描述現代散文發展史的一條基本線索呢？我以為至少是可以一試的。———如果這些設想大抵可以成立，那麼，本叢書就是為這樣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事實材料，別有一種價值了。

而散文小品、雜文我們還沒有提到報告文學這類現代文學樣式與報刊的聯繫本身，也能給今天的作者與讀者以啟示。我曾在一篇論及魯迅雜文的文章裡談到，雜文或許還應包括散文小品與報告文學是現代作家知識分子通過現代傳播媒介與他所處的時代、中國以及世界的社會，思想、文化現實發生有機聯繫的一個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魯迅正是通過雜文這種形式，自由地伸入現代生活的各個領域，最迅速地接納、反映瞬息萬變的時代信息，作出政治的、社會歷史的、倫理道德的、審美的評價與判斷，並最及時地得到生活的迴響與社會的反饋。可以預計，隨着現代傳播對人的現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響，散文小品、雜文、報告文學將越來越深入到現代生活中，成為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樣的作用與價值是其他非報刊文體所不可能具有的；另一方面，當散文小品、雜文、報告文學這類文體越來越依附於傳播媒介，其自身的變異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變異既有積極的方面，同時也必然有許多消極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