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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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南共召開了中央全會。會議專門談到與蘇聯的關係問題，在討論其他問題時也無不與蘇聯問題有關。這次會議是在領導人中第一次集體探討與蘇聯在各個問題上存在的分歧。鐵托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事關南斯拉夫獨立的重大問題。

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一致表示對蘇聯應採取堅定的立場，決不屈服于蘇聯的壓力。只有財政部長斯雷坦·茹約維奇從會議一開始就一言不發，一個勁地作筆記。散會時，大家決定，對會上討論的事情絶對保密，一個字也不得泄漏。

南共中央全會之後，蘇聯方面不久就有了新的反應。3月18日，蘇聯駐南軍事代表團團長巴爾斯科夫將軍通知南國防部長波波維奇，蘇聯政府已決定下令從南撤離一切軍事顧問和教練，因為他們「在南斯拉夫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受到了敵對待遇。」時隔一天，蘇聯代辦又求見鐵托，並向他宣讀了一份蘇聯命令撤離在南一切文職專家的電報。

鐵托就這兩起事，當天致函莫洛托夫。第一，他指出，蘇聯所提出的撤離軍事人員的理由不是真實理由；第二，南斯拉夫不許經濟人員對外提供情報，一切情報應經由官方組織間取得。如果這就是蘇聯撤離文職人員的理由，南政府難以理解。

信件發出不久，史達林的覆信就來了。是由蘇聯大使拉夫連捷夫和阿米尼洛夫在薩格勒布向鐵托遞交的。

兩位蘇聯使節來到鐵托的郊區別墅。他們陰沉着臉走進鐵托的房間。鐵托正坐在寫字檯邊，起身跟他們握過手後，沒有寒暄。大使遞過信來，鐵托沒有讓坐，隨後站在寫字檯邊迅速地翻閲信件。

信的開頭措辭就非常嚴厲，鐵托看過幾行，便有一種黑雲壓城的感覺。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既沒有表現畏縮，也沒有表現憤怒。他不想讓拉夫連捷夫從中得出點什麼來。拉夫連捷夫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視着鐵托，不等他看完信，就問：「什麼時候答覆我們？”鐵托回答：“我們將考慮這封信。」

兩位使節退出去。會見總共只花了幾分鐘時間。鐵托這才把信從頭至尾細細讀了一遍。

信是莫洛托夫和史達林簽署的。首先，他們說明了召回蘇聯專家的理由，他們認為蘇聯專家有權向任何部門、任何官員收集他們所要的任何情報。他們的人，包括蘇共駐情報局機關報的代表尤金，都處在南保安部門的監視下。只有在最不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才會這樣對待蘇聯人。

接着，信件對南共黨內情況進行評價，說南共並不是完全合法的，黨沒有執行階級鬥爭路線，黨已融入到人民陣線中，黨內沒有民主氣息，中央委員會不是選出的而是指定的，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整個黨都處在保安部的監視之下，保安部長就是黨的本部書記。信的最後點了幾個人的名：「聽取吉拉斯、伏克曼諾維奇、基德里奇和蘭科維奇等這批可疑的馬克思主義者關於蘇聯的言論是荒謬的。」信中提到：「我們認為托洛斯基的政治生涯足可為一個教訓。」這種暗示是夠嚇人的。

誰都知道，在蘇聯，托派的帽子意味着什麼。

鐵托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攤牌的時刻已經來到。要麼屈服，要麼抗爭，必須作出抉擇。他立刻給政治局成員打了電話，通知他們馬上研究對策。隨後他把信又再看了一遍。

每當他思考重大問題時，他習慣于在房間裡來回踱步。此時，他就陷入到這種沉思狀態中。當他考慮成熟後，立刻伏案起草了致史達林覆函。

卡德爾、吉拉斯、蘭科維奇、基德里奇都來了，他們看了莫洛托夫和史達林的信。鐵托激烈地表明了決不屈服的態度，並說如果是他個人的原因阻礙了南蘇關係的發展，那麼，他願意提出退休。卡德爾等人一致拒絶了鐵托的請求，同聲譴責蘇共對南斯拉夫的指控是虛假的，應予抵制。

吉拉斯看到史達林信中點了他和另外三位同志的名，也認為有必要聲明：「stari塞語中作「老」字解，是一種愛稱，如果你認為被指名控訴的我們四人應當辭職的話，我準備馬上這樣做。”鐵托激動地說：“啊！不能！他們是想破壞我們中央委員會！如果你們都走，我怎麼辦？」

蘇聯人先拿這四個人開刀其用意是很明顯的，這四個人分別掌管南的經濟、軍事、安全、宣傳輿論大權。南共清醒地認識到，在這種高壓之下，中央決不能分裂，黨在此時必須沉着冷靜。

於是 5位政治局委員坐下來研究局勢。他們決定將這件事原原本本地提交4月12日的中央全會討論，並讓全體黨員瞭解蘇共信件的內容。

南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如期召開，全體中央委員將要對他們國家的前途、對他們社會主義事業的命運作出決定。當此之時，南斯拉夫與西方世界處于怒目而視的對立狀態。美、英、法等國政府決定修改對意大利和約的某些條款，同意將的裡雅斯特部分歸還意大利。西方報紙紛紛報道：南斯拉夫有對意大利作戰的意圖。

甚至說南已在意邊境部署了V1和 V2火箭發射架，已經動員了 28個步兵旅和 9個炮兵師準備投放戰鬥。南軍隊正集結在的裡雅斯特自由港四周。光是這一年的第一季度，美國飛機侵犯南斯拉夫領空的事件就多達21起。然而，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又要接受來自東方的巨大壓力。

更何況，黨多年來進行的教導，都是無限尊敬和崇拜史達林及其領導的黨和國家。中央委員們對此將是怎樣一種思想狀況呢？鐵托回憶道：「我意識到這次會議具有生命攸關的重要性。生活教會了我，在危機的時刻，最危險的莫過于站不穩立場，搖擺不定。在這種形勢下，反應必須是勇敢而堅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