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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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此行的意義遠不止於此，等於明白無誤地向國人顯示，聯邦政府是統一國家的最高的行政機構。加強了聯邦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提高了政府的威望。

與處理令人頭痛的內政問題相比，華盛頓處理外交問題卻顯得遊刃有餘。他上任以後，外交方面首先面臨與歐洲兩強英國和法國的關係問題。英、法兩國是死對頭，美國倒向哪一邊呢？他以冷靜的頭腦，不為狂熱的偏見所左右，堅持獨立自主，儘量避免捲入歐洲的爭端。這是一個極有創見的外交思想。

他極為慎重地處理對法關係。他高度讚揚法國對美國獨立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堅持鞏固美法友誼。同時又與法國保持一定距離，常常提示對方要尊重美國的利益和尊嚴。1789年7月4日，法國爆發了大革命，巴黎人民攻佔了巴士底獄。

華盛頓以冷靜的政治目光，觀察着這個歐洲國家發生的事件。1790年，曾經熱情幫助美國獨立戰爭的拉斐特，風風光光地擔任着革命派國民自衛軍司令，被人們尊稱為「兩個半球」歐洲與北美洲的英雄。他為了表達對華盛頓崇高的尊敬和愛戴，給華盛頓寄去一件珍貴禮物——開啟巴士底獄大門的鑰匙。華盛頓把這鑰匙掛在自己的住所裡，奇妙的是又把路易十六的雕像擺在一起。

法國的波旁王朝被推翻，美國很快承認了法國革命政府；而當時眾多的歐洲國家，還沒有一個這樣做。華盛頓與拉斐特的私人關係是真誠的。後來他得知法國大革命失敗，拉斐特身繫囹圄被關押在奧地利，礙於總統身份不便于出面向法、奧交涉，只得在經濟上資助拉斐特夫人。

調整同英國的關係，是華盛頓重要的外交思想。他希望消除兩國間的敵對情緒，緩和氣氛，發展經濟聯繫而防止出現麻煩。多年來兩國一直沒有互派使節。1790年，華盛頓派遣莫里斯去英國，作為非正式外交人員，要求英國全面執行和平條約，並試探談判通商條款。

雙方的關係開始解凍，僵局逐漸打破，終於實現了邦交正常化。華盛頓在處理與歐洲兩強的關係中可謂左右逢源，為美國取得了緩和的國際環境。

但是，在如此良好的國際環境中，美國國內卻出現了激烈的黨派之爭。

美國建國之初，圍繞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在全國上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諸如經濟政策，外交政策，聯邦的性質和憲法的解釋等等，都有過針鋒相對的紛爭。華盛頓始料未及的是，這些紛爭竟引發了美國的政黨政治。

美國的政黨和政黨政治，最初是國會內部，圍繞經濟政策形成了派系鬥爭。對立雙方的核心人物是傑斐遜和漢密爾頓兩人。

華盛頓在1789年組閣時，物色這兩位傑出人物作他的左右二膀，形成一架「三套馬車」的領導班子，這是一個很理想的優勢班子。漢密爾頓主內理財，傑斐遜持外，華盛頓統籌全局。此舉果然逐步克服了財政困難，政治局面相對安定，經濟形勢出現生機；國際關係也日趨有利，使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走上了一條發達興旺的坦途。

國務卿傑斐遜是《獨立宣言》的起草者。他才華出眾，知識淵博，思想敏鋭，酷愛自由平等，痛恨暴政，支持人民革命的權利，對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抱有極大同情。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是一位出色的行政管理人才。他精明能幹，精力旺盛，具有精密細緻的作風和訓練有素的頭腦。

他大膽地提出了一系列富於創造性的經濟政策，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加強了聯邦政府的權力。在爭取批准憲法的鬥爭中，他們兩人都是積極贊成者，是向同一目標前進的同路人。傑斐遜在任國務卿之初，對解決公共債務問題和首都選址問題上，同漢密爾頓作過有益的互相妥協。隨着歷史的發展，兩人所代表的不同觀念、不同主張和不同利益，在許多政策問題上分歧不斷擴大，矛盾日益加劇。

矛盾首先集中表現在權力分配上。傑斐遜眼見漢密爾頓的權力膨脹，甚至插手外交事務，有越俎代庖架空總統之嫌。漢密爾頓親近英國，美國獨立 7年了，英軍佔據着西部領土上的據點不肯撤走。傑斐遜懷疑漢密爾頓在玩弄手法，使美國復辟君主制。

他們的矛盾由國會和內閣會議之爭，發展到報紙上互相公開攻擊。1791年費城共有12家新聞報紙，最大的一家是《合眾國報》。據說此報得到財政部的資助，几乎每期都有頌揚漢密爾頓的文章。這年夏天，傑斐遜也請人主辦了一張報紙，名叫《國民報》，大量發表攻擊漢密爾頓、讚揚傑斐遜的文章。

兩張報紙論戰不休，給對方扣上「要擊潰共和國」的政治大帽子，而以救國救民自居。

當時的財政部，規模之大為各部之首。除有30餘名職員外，下屬還有成千名海關官員和國內稅收代理人。相比之下陸軍部僅 3名職員。而國務卿手下只有4名職員、1名信使和1名辦公室管理員。

這種格局自然使傑斐遜心懷不平。有人認為他們之間的矛盾就是為了爭權奪利，顯然這是一種膚淺的看法。客觀地看，傑斐遜是抱著強烈的民主精神，真心真意地反對君主制傾向，並主張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漢密爾頓則懷着堅定的聯邦主義信念，捍衛和鞏固聯邦政府的權威，反對各州分散權利。

他們兩人分別代表了兩種進步的歷史力量，從不同角度為維護新生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長治久安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