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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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散去後，一代雄心勃勃、抱負遠大的青年發覺自己已喪失了人生的目標，在動輒便會降臨的死神面前一切努力和拚搏都已變得毫無意義；於是，在荒誕的、由搖籃到墳墓的短暫一生中，人的一切行為都變得合理而又合法，「善」與「惡」的界限已不再那麼涇渭分明，卻已淪為人為的空泛概念了。海明威的亨利《永別了，武器》在女友困難產死去後冒着雨沿街蹈蹈獨行，永遠告別了殘酷的戰爭和甘美的愛情。試問「君欲何往」？我們會很自然地、符合邏輯地想到在戰後佈滿斷垣殘壁的瓦礫中心灰意冷的亨利之流可能也會加入米勒和他的伙伴的行列，在煙花巷中、酒吧間裡消磨這被辜負的青春。那不正是他的必然歸宿嗎？儘管多數人對於一件令人開心的事的反應是哈哈大笑，個別人卻有可能以截然相反的方式——如號啕大哭，來表達類似的情感。

米勒正是以一種與眾不同的極端方式來表達「迷惘的一代」類似的茫然、失望的感受。

巴黎，這個以「現代巴比倫」著稱的西方文化之都是近現代史上無數青年藝術家。文學家嚮往的聖地，朝拜繆斯的神殿。

對於亨利·米勒是如此，對於斯泰因、海明威、菲茨傑拉德、阿那依斯·寧等人亦是如此。這個崇尚浮華的城市既為美國作家們帶來創作靈感，也增強了包括性能力在內的體驗生活的能力。

美國作家觀賞異國風光、暢飲美酒、從事性冒險，這些經歷無一不成為他們創作生涯的一部分，也絶不是米勒獨有的。海明威在五十年代寫的《漂移的盛宴》中表達了對於最終把自己造就為名作家的巴黎的終生眷戀之情，在第1章 中，他敘述了自己在一家咖啡館裡寫作的情形，承認自己的創作靈感源於性憧憬。由於身邊有一位迷人的姑娘，「故事自己躍然紙上，我只是很艱難地竭力跟上它……每寫完一個故事我總感到空虛，既悲哀又快活，彷彿剛剛做過愛……」菲茨傑拉德在《夜色溫柔》中寫了一位迪克，他剛剛同妻子發生過性關係便同年輕漂亮的電影明星接吻。後來這位登徒子在精神和肉體上都變得柔弱無能，先後被情人和妻子拋棄。

他的性無能最終導致其事業上窮途潦倒、一事無成。在米勒的摯友兼情人、為《北回歸綫》作序的女作家阿那依斯·寧的日記The Diarv of Anais Nin，1931—1934中，作為一種原始生命力的性能力多次與作家、藝術家的創造力相提並論。她在日記中記述了1932年3月應米勒的建議一同去巴黎一家妓院看女同性戀者表演性技巧之事。

寧的紛亂的性糾葛及她試圖寫一部研究D·H·勞倫斯的專著的計劃使她覺得重新發現了自我，變得更加才思敏捷。在日記另一處，她寫到同米勒做愛：「對於我，在米勒的旅館房間裡度過的最後那天下午像一隻熾熱的熔爐。在此之前我僅具有白熱化的頭腦和想象力，現在獲得的卻是熾熱的血、神聖的完美／」《北回歸線》中的米勒和他的夥伴們同海明威及其筆下的眾多人物、菲茨傑拉德及其迪克以及寧本人一樣體驗到這「神聖的完美」——創造力與性愛的認同：性能力是藝術創造力的表現形式，藝術創造力因性能力而釋放。倘若在性觀念上米勒同別人有所不同，那只是他更直率、更坦誠。

拋開一切偽裝，在煙花巷中、酒吧間裡尋找慰藉的米勒、范諾登、卡爾們比同時代人看得更「穿」。「哀莫大於心死」，米勒等的悲哀早已超越「迷惘」的程度，他們的心靈早已麻木、絶望。在《北回歸線》中米勒寫道：「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來的這寧靜黎明之際，這個世界不是充滿着罪惡和悲傷嗎？可曾有哪一人類天性中的成分被歷史無休止的進程所改變，根本地、重大地改變？」「我找到了上帝，但上帝也無濟於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了，肉體上仍活着，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如果我是一頭狗，我準是一隻瘦弱、饑餓的狗……」作為客體的上帝仍活着，但已成為擺設；作為主體的「我」卻已死去，成為一具行尸走肉，一條四處覓食的「狗」。

人的天性是追求自由、返樸歸真，既然子虛烏有的上帝本來只是作為人的天敵的一整套社會價值觀與道德取向而存在的，與之相對立的人的精神幻滅使其存在變得毫無意義。可見米勒這番話也就是尼采「上帝死了」這一斷言的翻版——在尼采那裡是「上帝」死，在米勒這裡則是「我」死，它也使我們看出籠罩在未勒身上的源於存在主義哲學的虛無主義陰影。「生活是一個黑暗的格言」克里皚郭爾語、「出生也即被逐出伊甸園」奧托·蘭克語、「人是生來自由的」薩特語，這些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大師們的論斷均可在米勒那兒找到註腳。性、食物、酒精及寫作給米勒們帶來暫時的歡悅感及幸福感，是麻痹其過于敏感的心靈、使其逃避憂患和自我的麻醉劑。

加繆「二律背反」式的命題認為西緒福斯的悲劇在於他知曉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無益的，但是，「人們必須假定西緒福斯是快樂的」，因為正是他的知曉使造成痛苦的境遇消失，「他的命運屬於自己，他的巨石是他的財富。」同理，以流浪漢兼惡棍面目出現的米勒這個現代西緒福斯也是「快樂的」他在書中自稱是「活着的最最快活的人」，因為他也有自己的「財富」，可以依賴自己，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