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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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驗結果？當時我們那裡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是那麼驚心動魄，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形勢是那麼緊張，說真的……根本不好意思去問我的活組織檢查結果。」科斯托格洛托夫跟醫生談話時，喜歡使用他們的術語。

「您不懂，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作為醫生，他們應當知道，這可不能當成兒戲。」

「醫生們？」

他看了看她那既沒有掩蓋。也沒有染色的斑白頭髮，打量着她那顴骨有點兒高的臉上嚴肅認真的表情。

生活正是這樣：在他面前坐著的就是與他同祖國、同時代的一個好人，他們講的都是共同的俄羅斯祖國語言，然而他卻無法向她解釋清楚一些極為普通的事情。莫非是由於這話說來實在太長。或者是由於把原來的話題打斷又實在太早。

「說起醫生們，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他們是無能為力的。第一個外科大夫，烏克蘭人，決定給我做手術，併為我做好了術前的準備工作，可就在手術的前夜被押走了。」

「您說什麼？」

「能說什麼？他被抓走了。」

「可是我不懂，他事先得到通知的時候，是能夠……」

科斯托格洛托夫笑了起來，他實在覺得有點好笑。

「押走之前，誰也不會事先通知一聲，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出其不意，把人除掉，就是這個意思。」

東佐娃皺緊了寬闊額頭的雙眉。科斯托格洛托夫說出的話使她感到不可思議。

「可如果他正好有要動手術的病人呢？……」

「咳！送到那裡去的病人，有的病情比我還嚴重。一個立陶宛人吞下了一隻鋁勺，食堂裡的那種湯勺。」

「這怎麼可能？！」

「是故意吞下的。為的是離開單人囚室。他當然不知道外科大夫要被押走。」

「那麼……後來呢？您的腫瘤不是發展得很快嗎？」

「是啊，簡直可以說從早到晚都在長，真的……後來，大約過了5天，從另一個集中營調來一個外科醫生，是日耳曼人，名叫卡爾·費奧多羅維奇。就這樣……到了新的地方他先觀察了一下，又過了一天才給我做了手術。可是誰也沒對我說起過『惡性腫瘤』、『轉移』之類的話。我也根本不懂。

」

「但是活儉他送去做了沒有？」

「我當時什麼也不知道，根本不懂什麼叫活儉。手術後我躺在那裡，身上壓着小小的沙袋。快滿一星期的時候我開始學着一條腿下床，練習站立；就在這時，集中營裡突然又集中了一批人要放逐，總共約700人，叫做『叛亂分子』。在這一批被放逐的人裡，也包括我那位極其溫順的卡爾·費奧多羅維奇。

他是從宿舍被帶走的，沒讓他給病人作最後一次巡診。」

「多麼荒唐！」

「可這還不算荒唐呢，」科斯托格洛托夫顯得異常亢奮。「我的一個朋友跑來悄悄告訴我，說我也在那個放逐的名單上，是經過衛生所所長杜賓斯卡娜夫人同意的。她明明知道我不能走路，刀口還沒有拆綫，卻點了頭，瞧，這個混帳的女人…··對不起……我心想：刀口帶著縫綫擠在運牛的火車車廂裡，必定會潰爛化膿，這就是等死。於是我拿定了主意，等他們來押我走的時候，我就說：『你們開槍打死我好了，就打死在這床上，我哪兒也不去。』

我橫下了一條心！可是他們沒來帶我。這並不是由於杜賓斯卡妮夫人發了善。乙，她對我沒有被押走還感到驚奇呢。原來是由於登記分配處裡的人發現：我的刑期還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把話題扯得遠了……隨後，我走到窗前去看。醫院的木柵外面排着一列長隊，離我大約有對米遠，收拾好東西的已被趕到那裡集中，準備解走。卡爾·費奧多羅維奇從那裡發現我在窗口便喊了起來：『科斯托格洛托夫！把通風小窗打開！』看守罵他：『閉嘴，你這混蛋！』可他還是在喊：『科斯托格洛托夫！您要記住！這很重要！您的腫瘤切片我已派人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做組織分析去了，您要記住！』就這樣……他們被押走了。這就是在您之前給我治過病的幾位醫生。

能怪罪他們什麼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仰頭靠到椅背上。他心情十分激動。不是這所而是那所醫院的氣氛又使他透不過氣來。

東佐娃撇開枝節（病人的敘述總是有許多不必要的），抓住要點，繼續問下去：

「那麼，鄂木斯克方面是怎麼答覆的？有過答覆嗎？是怎麼向您宣佈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聳了聳瘦削的肩頭。

「誰也沒向我宣佈什麼。就連卡爾·費奧多羅維奇為什麼向我喊這番話，我也不明白。直到去年秋天，在流放地，我的病情惡化得厲害時，有一個婦科老醫生，我的一個朋友，才硬催我去詢問。我給自己營裡寫了封信。

沒有回音。於是我就給營部寫信告狀。大約過了兩個月，來了這樣的回信：“雖經仔細查閲您的檔案材料，仍無法確定分析結果。’腫瘤已使我噁心得受不了，本來不想再往哪兒寫信，但由於監督處怎麼也不放我出去治療，我也就抱著試試看這種想法往鄂木斯克寫了封信，寫給病理解剖研究室。

很快，沒過幾天那裡就回了信——這已經是在1月份，放我到這兒來之前。」

「說的就是這個，對，對！這封回信！回信在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