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2頁
在大學主編校刊，見過許多同窗的好作品，內容都不記得了，唯有一篇文章的，一直未曾忘記：「年輕，真好！」在報紙副刊的女作家小說專輯裡，看到一段動人的情節，倒不是其中對少女初歷人事、雲雨纏綿的描寫，而是那少女在激情時所說的一句話：「有身體，真好！」一家人到佛羅裡達度假，坐在海洋世界的湖邊，看孩子擠在人群中跳草裙舞，陽光和煦，海鷗翩翩，妻笑着說：「有錢，真好！」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一直未曾會面，最近突然來信，行間不再是千雲的豪氣，卻滿是人生的哲理，尤其是臨結尾一句話，震人心弦：「活着，真好！」從追求年輕的奔躍、肉體的激情、金錢的力量，到僅僅是活着，這，就是生命的歷程嗎？ 真話難說《南方周末》蔣子龍
一位尚不足
60歲的作家住進了醫院，經過一系列現代醫療技術的檢查，確診為晚期肺癌。已無法做手術，也沒必要了。家屬卻堅決要求醫生給開一刀，不能白白地等死。現代醫療技術無論多麼先進，終歸是隔皮看瓤，打開後萬一還有希望呢！把毒瘤多少切去一點，總比一點不切要好吧？更重要的是為了安慰病人。
家屬告訴他是肺里長了個良性小瘤子，如果不手術，關於良性的謊言豈不就得戳穿？家屬還請求作家協會出面，以組織的名義要求醫院給實施手術。於是我們也加入撒謊行列。
醫生雖然明知手術對病人有害無益，也只能答應病人家屬和所在單位的請求。因為他們也是撒謊者，從一開始就和家屬一起向病人隱瞞了真實病情。哪一個癌症患者的家屬不是這樣做的呢？從謊言變成了行動，病人的身體被切開了，跟醫生預料的一樣，決無手術的可能了，原樣又縫合起來。絶症在身的病人又白挨了一刀，損傷了元氣。
得到的只是一句新謊言：手術很成功，很快就會好的。
所有到醫院看望他的人不僅重複着家屬提示的謊言，還即興創造出一些新的謊言。包括他家的小孩子，一副天真爛漫的神態說著大模大樣的謊話。沒有一個人為此感到有什麼不安。相反倒有一種神聖感，一種悲壯感，都在扮演保護他的角色。
大家心安理得地形成了一種默契：只要是為了他好，怎麼騙他都沒有關係。
自以為比對方強大，可以撒謊，出於同情對方，為了讓他高興，也可以撒謊。
他的生活被謊言包圍着，也許他的餘生就得靠這些謊言支撐着。
他的精神居然真的好起來，要求看檔案；給醫生寫了感謝信；提出了病好後掛職深入生活的計劃；要求再分給他一套房子，他的孩子多，已經給過他兩次房子都不夠用的；要求專業職務評定委員會把他由二級作家升為一級作家……他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滿意的答覆，人們無法拒絶一個不久於人世的人。這些應允又是不可能馬上都能兌現的。正因為用不着兌現，別人才答應得那麼痛快。
為什麼欺騙一個快死的人就不覺得是缺德呢？因為說謊的動機是善良的。是誠實的虛偽，是誠誠懇懇地在說謊。深惡孩子說謊的家長，同時又教孩子撒謊。其實也難得有自己從不撒謊的家長。
有人喜歡這樣標榜自己：「你什麼時候聽我撒過謊？」——這本身就是一句漂亮的謊言。在文藝作品裡形容正面人物的正派總是用「他從不撒謊」這類的套話——這又是一種貌似豪邁的謊言。人不能沒有真誠。即便是最無恥的騙子，也有知心朋友，也有說真話的時候。
同樣，什麼時候生活中又真正禁絶過謊言呢？我想找到一種關於謊言的權威解釋，卻意外地發現許多不朽的人物都說過關於謊言的好話：英國人文主義者阿謝姆說：「在適當的地方說適當的謊言，比傷害人的真話要好得多。」法國作家法朗士說：「若是消失了謊言，人類該是多麼無聊無趣呀！」拒絶任何宗教，宣佈上帝已經死了的德國哲學家尼采說：「從來沒有說過謊的人，不知道真實是什麼。」法國道德家沃夫納格說：「人人生來都是純真的，每個人死去時都是說謊者。」
夠了，再舉下去就有點「謊言廣告」的味道了。
惡意的謊言應屬造謡、誹謗，不在此列。
美國作家馮納古特說：「人需要好的謊言，可惜好的謊言難逢，爛的謊言太多。」
一個歐洲大作家到政府禁止垂釣的地方去釣魚，而且向旁邊的人瞎吹：「昨天我從這兒釣了
7公斤！」正巧警察走過來，要按他自己坦白的數字罰款。這位作家說：「先生，你不能罰我的款，我是作家，虛構是我的工作。」這算不算馮納特所喜歡的「好的謊言」？那麼，人們也可以把成功的創作、美妙的想象視為「好的謊言」。
儘管人們推崇真話，還是搞了一個「愚人節」，其實就是說謊者的節日。大大方方地享受說謊的快樂和被謊言欺騙的快樂。
有人稱作家為「人精」，這位患晚期肺癌的同行，怎麼會聽不出或看不出大家是在騙他呢？病長在他身上，即便別人能騙得了他，他的身體、他的感覺還能騙得了他嗎？人，也許更多的是對自己撒謊。所以「人才離自己最遠」。不願或不敢正視的事實，就寧願相信它不是真的。
一個平時最瞧不起人或許是他最瞧不起的人，聽說他得了絶症，到了醫院跟他和解，不慎說漏嘴，桶穿了窗戶紙。他奇蹟般地開始昏迷，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是真話害了他，還是謊言害了他？是被欺矇地活着好呢，還是明白真相後死去好呢？在為他治喪的日子裡人們還議論幾句，不久便沒有人再去想他了。 正確對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