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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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房子招徠住客，遠在歇卜士先生在世時候。那時只收一個人，每日供早晚兩餐，連宿費每星期五鎊錢，合八九十元，夠貴的。廣告登出了，第一個來的是日本人，他們答應下了。第二天又來了個西班牙人，卻只好謝絶了。從此住這所房的總是日本人多；先生死了，住客多了，後來竟有「日本房」的名字。這些日本人有一兩個在外邊有女人，有一個還讓女人騙了，他們都回來在飯桌上報告，太太也同情的聽著。有一回，一個人忽然在飯桌上談論自由戀愛，而且似乎是衝著小姐說的。這一來太太可動了氣。飯後就告訴那個人，請他另外找房住。這個人走了，可是日本人有個俱樂部，他大約在俱樂部裡報告了些什麼，以後日本人來住的便越過越少了。房間老是空着，太太的積蓄早完了；還只能在房子上打主意，這才抵押了出去。那時自然盼望贖回來，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情形並不見好。房子終於標賣，而且聖誕節後不久，便賣給一個猶太人了。她想著年頭不景氣，房子且沒人要呢，那知猶太人到底有錢，竟要了去，經理人限期讓房。快到期了，她直說來不及。經理人又向法院告訴，法院出傳票教她去。她去了，女兒攙扶着；她從來沒上過堂，法官說欠錢不讓房，是要坐牢的。她又氣又怕，几乎昏倒在堂上；結果只得答應了加緊找房。這種種也都是為了女兒，她可一點兒不悔。

她家裡先後也住過一個意大利人，一個西班牙人，都和小姐做過愛；那西班牙人並且和小姐定過婚，後來不知怎樣解了約。小姐倒還惦着他，說是「身架真好看！」太太卻說，「那是個壞傢伙！」後來似乎還有個「壞傢伙」，那是太太搬到金樹台的房子裡才來住的。他是英國人，叫凱德，四十多了。先是作公司兜售員，沿門兜售電氣掃除器為生。有一天撞到太太舊宅裡去了，他要表演掃除器給太太看，太太攔住他，說不必，她沒有錢；她正要賣一批傢具，老賣不出去，煩着呢。凱德說可以介紹一家公司來買；那一晚太太很高興，想著他定是個大學畢業生。沒兩天，果然介紹了一家公司，將傢具買去了。他本來住在他姊姊家，卻搬到太太家來了。他沒有薪水，全靠兜售的佣金；而電氣掃除器那東西價錢很大，不容易脫手。所以便乾擱起來了。這個人只是個買賣人，不是大學畢業生。大約窮了不止一天，他有個太太，在法國給人家看孩子，沒錢，接不回來；住在姊姊家，也因為窮，讓人家給請出來了。搬到金樹台來，起初整付了一回房飯錢，後來便零碎的半欠半付，後來索性付不出了。不但不付錢，有時連午飯也要叨光。如是者兩個多月，太太只得將他趕了出去。回國後接着太太的信，才知道小姐卻有點喜歡凱德這個「壞蛋」，大約還跟他來往着。太太最提心這件事，小姐是她的命，她的命決不能交在一個「壞蛋」手裡。

小姐在芬乞來路時，教着一個日本太太英文。那時這位日本太太似乎非常關心歇卜士家住着的日本先生們，老是問這個問那個的；見了他們，也很親熱似的。歇卜士太太瞧著不大順眼，她想著這女人有點兒輕狂。凱德的外甥女有一回來了，一個摩登少女。她照例將手絹掖在襪帶子上，拿出來用時，讓太太看在眼裡。後來背地裡議論道，「這多不雅相！」太太在小事情上是很敏鋭的。有一晚那愛爾蘭女仆端菜到飯廳，沒有戴白帽檐兒。太太很不高興，告訴我們，這個侮辱了主人，也侮辱了客人。但那女仆是個「社會主義」的貪婪的人，也許匆忙中沒想起戴帽檐兒；壓根兒她怕就覺得戴不戴都是無所謂的。記得那回這女仆帶了男朋友到金樹台來，是個失業的工人。當時剛搬了家，好些零碎事正得一個人。太太便讓這工人幫幫忙，每天給點錢。這原是一舉兩得，各廂情願的。不料女仆卻當面說太太揩了窮小子的油。太太聽說，簡直有點莫名其妙。

太太不上教堂去，可是迷信。她雖是新教徒，可是有一回丟了東西，卻照人家傳給的法子，在家點上一支蠟，一條腿跪着，口誦安東尼聖名，說是這麼著東西就出來了。拜聖者是舊教的花樣，她卻不管。每回作夢，早餐時總翻翻占夢書。她有三本占夢書；有時她笑自己；三本書說的都不一樣，甚至還相反呢。喝碗茶，碗裡的茶葉，她也愛看；看像什麼字頭，便知是姓什麼的來了。她並不盼望訪客，她是在盼望住客啊。到金樹台時，前任房東太太介紹一位英國住客繼續住下。但這位半老的住客卻嫌客人太少，女客更少，又嫌飯桌上沒有笑，沒有笑話，只看歇卜士太太的獨角戲，老母親似的嘮哌叨叨，總是那一套。他終於托故走了，搬到別處去了。我們不久也離開英國，房子於是乎空空的。去年接到歇卜士太太來信，她和女兒已經作了人家管家老媽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上流婦人，這世界已經不是她的了。

1937年4月27—28日作。

（原載1937年6月1日《文學雜誌》第1卷第2期）

動亂時代

這是一個動亂時代。一切都在搖蕩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隨時變化之中。人們很難計算他們的將來，即使是最短的將來。這使一般人苦悶；這種苦悶或深或淺的籠罩着全中國，也或厚或薄的瀰漫著全世界。在這一回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兩年，就有人指出一般人所表示的幻滅感。這種幻滅感到了大戰結束後這一年，更顯著了；有我們中國尤其如此。